好多年之前，到北京出差，搭地鐵到王府井大街。當時，搭地鐵五號線在燈市口站下車後，沿著甘雨胡同往皇宮的方向走，當走到王府井大街的街口，就看到了這個教堂。
當時是非常吃驚的，北京會有這麼大而且古老的教堂? 姑且不論無神論這些意識形態東西，王府井大街就在皇宮旁邊，怎麼會建有天主教教堂呢? 況且這教堂有些年代，肯定是解放前就存在的建築物。
第二次來，就是專程來的，但可惜沒有開門，不過我已經知道，皇宮邊並不是只有一個教堂。王府井教堂是東教堂，此外還有西、南、北四大教堂。
第三次來，正好是在復活節，我決定用一個美麗週日的上午，繞著皇宮來個四大教堂之旅。為何說美麗呢? 因為當天北京是難得的晴空萬里、藍天無雲。 |
| 走入王府井大街，著名的北京飯店映著藍天，但藍的有點不太真實 |
教堂的地址是"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大街74號"。
教堂是由義大利籍神父利類思與葡萄牙籍神父安文思建於西元1655年(順治十二年)。
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年－1682年10月7日)出生於義大利西西里島的明尼奧(Mineo)貴族之家。他在1622年，以16歲之年加入了耶穌會成為神父，之後來到島的首府Palermo念大學。1626年開始在羅馬大學教書，並立志要到東方的印度傳教。當時的西方神父都有到最艱苦地區傳教的偉大信念，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到東方傳教的，經過重重的申請，耶穌會同意派利類思派到中國。延到1635年4月13日終於成行，從葡萄牙的里斯本搭船前往中國，同行的還有潘國光（Sicilian Francesco Brancati）、賈宜逵（Nyssa Jerome Gravina）等幾位神父。
在1557年(約莫明朝中葉時期)，澳門這個小島便租給葡萄牙人當作基地，而歐洲來的遠洋船隻，都要先到澳門停靠，外國人要進入中國，也都會先到澳門。
現今澳門最有名的景點大三巴教堂就是當時耶穌會的主教堂，而附近的聖保祿學院則是遠東最早的神學院，凡是計劃進入日本和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都安排在這裏學習漢語、了解中國風土人情與禮儀。利類思也不例外，他對於中文這種表意文字感到莫大的興趣，除了學會了中文之外，據說還學會了日文；以一位外國傳教士而言，利類思的中文能力是最好的，他可以用文言文寫作中文。
利類思在1637年，離開澳門進入中國的江南區域傳教，活動的範圍很廣，先後在江蘇、福建、江西都留下傳教的足跡，前後受洗的教徒多達700多人。
1639年，當時耶穌會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神父正協助朝廷修撰曆法，需要人手；而中國教區的負責人利瑪竇召喚利類思到北京工作，他在北京認識了當時的大官劉宇亮，幾乎改變了他的一生。
劉宇亮是四川綿竹人，在明朝萬曆年間進士登科，開始在朝中做官，而且官越做越大， 到了崇禎皇帝的時候，已經做到了內閣首輔，就等於是宰相或是內閣總理的位置。而劉宇亮的副手便是中國西學的先驅徐光啟，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受到徐光啟的影響，劉宇亮也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並於1641年(崇禎十四年)受洗入教。在並且希望利類思能到他的故鄉四川來傳教，利類思接受了這個邀情，並找了當時在杭州傳教的安文思神父同行入川。
安文思神父(Gabriel de Magalh?es，1609年－1677年5月6日)出生於葡萄牙的航海世家，他是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的後裔。他也是十六歲加入耶穌會為神父，1634年來到葡萄牙在印度的屬地Goa，之後輾轉來到澳門，並認識了同年來到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利類思。
1642年，利類思就在劉宇亮的支持下，在他的老家四川綿竹建立了中國西南四省的第一個天主教教堂。由於朝中有人脈，初期發展很順利，接著安文思神父也從杭州抵達成都來協助教務的推動，自此二人便一直一起工作。
期間因為成都的僧、道教徒眾嫉妒天主教的發展，聯合當時王府太監，毀謗二位神父妖言惑眾，當時的蜀王朱椿(1371–1423)不察，便要將二人治罪。沒想到得到了當時的一位縣令吳繼善的協助，這吳繼善是崇禎十年(1637)的進士，但是不太得志，被派到遙遠的四川當個小小的縣令，但他知道神父與朝中大員有深厚的關係，於是協助兩人脫困，並將滋事者繩之於法。
當時已經是明朝末年，好日子沒有過了幾天，東北的清兵還沒有入關，關內各省早已經亂的一蹋糊塗，其中兩股最大的反明勢力，北方是李自成，南方是張獻忠。
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下北京，明思宗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殺，明朝幾乎就是亡了，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順帝國稱帝。但同年也是清朝的順治元年，由於明將吳三桂降清，清朝在攝政王多爾袞的指揮下殺入了山海關。
但張獻忠相對不太順利，他在江南的發展就是一個”流寇”，只能四數燒殺擄掠。西元1644年張獻忠由長江流域進入四川，原希望用四川當根據地，效法當年蜀漢的經營模型來進圖中原。
張獻忠在當年的九月五日攻破成都，輕易的拿下了四川。但張獻忠喜怒無常，心理狀況有問題，他嫉妒李自成打下北京稱帝，便想殺光天下人，讓李自成沒有了百姓，便做不成皇帝。他曾經留下七殺碑: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橫批『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明志。張獻忠雖不可能殺盡天下人，但後來卻真的幾乎把四川人都殺光了，他完全沒有想到如果沒有人，要如何把四川當根據地?
當時在成都的利類思和安文思看狀況不對，就逃回綿陽(這裡我2004年曾經去過，這地方目前是四川長虹的根據地，可惜也沒有辦法找到當年的教堂了)，後來發現綿陽也有危險，就躲到山裡面去了。
張獻忠隨即在成都稱王，將政權稱之為大西國，分官奏爵，縣令吳繼善徹底發揮牆頭草的本色，投降張獻忠，因為當時人才不多，得以封為禮部尚書。
據說吳繼善「出於對二神父的長久友誼和敬愛，上書張獻忠，極度稱讚天主教義、神父的修行的崇高和歐洲的科學的博大精深，並陳說朝廷若果得到他們的服務，將對人民和整個國家有極大的幫助」等等。
當時利瑪竇神父在北京的事蹟，可能早已經傳頌全中國；也許當個皇帝都有虛榮心，要弄幾個外國人在身邊當差；於是張獻忠便差吳繼善前往山中，敦請兩位神父到朝中任職。
第一次的見面，張獻忠很滿意，於是承諾可以幫神父建教堂，同時封兩位為「天學國師」，每月還有白銀十兩的俸祿。但沒想到這是悲慘人生的開始。安文思於1651以葡文撰寫的《張獻忠傳記》（Relaca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ao da China, em e anno 1651）詳細的紀錄當時的在四川傳教的工作與生活細節，並呈報給羅馬總部，其手抄本目前藏於羅馬的耶穌會檔案館。
張獻忠生平除了殺人之外，最有興趣的是天文學，張獻忠要兩位神父用紅銅製造地球儀與天象儀各一，同時還搭配日晷來配合運作。兩位神父花了八個月時間，完成了這件工作，張獻忠非常高興。但是神父也發現張獻忠的殺人個性沒有因為稱王而改變，就連推薦兩位神父的禮部尚書的吳繼善，之因位張獻忠對其冬至祭天活動的祭文不滿意，便剝去衣服鞭刑，當眾血肉橫飛而死。張獻忠認為：「我殺眾生，是免除眾生在世間受苦。雖殺之，實則愛之也，比之於上帝並無不同。」換言之，他殺人就是替天行道。
有一次有位太監得到一本外文書，便呈獻給張獻忠。他懷疑是與天文有關的著作，於是把兩位神父找來，張獻忠一看到兩位神父，便發出一陣狂笑說：『你們的天文書已經在我手中，立刻幫我翻譯，讓我了解這書中的意義。』
兩位神父看到書，不禁失笑，說道：『回稟大王，此書為艾馬祿爾（P. Emmanuelis）神父所著的公義書，並非天文學。內容為信天主要遵守的戒律與好處，人的行事只需要遵循良心，便能規避罪惡，只要能行善、行正道，必能得到幸福。』
張獻忠不信，便要兩人翻譯，兩人翻譯的一些內文之後，張獻忠便說：『此律法的確精詳，如果能用之管理人心，也的確是安定社會的不二法門，但是這些聖律對於四川人而言，簡直是對牛彈琴，四川人就是固執為惡，聽不懂天主的聖教聖律。所以我便奉天主的命令，只要不服聖律者，便以刀劍對付他，務必消滅世上所有不服天主的惡人。』
於是，神父的論述居然幫張獻忠的濫殺無辜，建立了理論基礎，張獻忠認為其替天行道的看法也再次得到天主的支持。
如前所述，神父剛到四川的時候，曾遭僧、道陷害，張獻忠知道這個事情後，便立刻假天主之名，拿僧、道開刀，光成都便殺了兩千人，而且向外擴散。由於殺人太多，各地四川民眾開始反抗，要為家人親朋好友報仇雪恨。1645年11月22號，張獻忠決定一不作二不休，要殺光全成都的居民，並於第二天便開始行動，他的效率常驚人，一天便殺光了成都的百姓。之後傳令附近各鄉鎮，人民全部移居成都城內，如果不搬來，就又要殺。
張獻忠屠了自己的首都之後，在第二年的春天稱帝，之後每行一事，必稱奉上帝之命，以證明他是天子(天父之子)，而且行為舉止怪異：
有一天張告訴兩位神父，他有一個千里鏡，上可觀天，下可俯察四方。文武百官均稱奇不已，還有人立刻拍馬屁說，能聞此異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聞者乃無福人也。當時人造衛星與哈伯望遠鏡尚未發明，但張獻忠已經有這種東西。神父聽到後，便希望能借用千里鏡以一觀奇景，但張獻忠確推說千里鏡目前拆卸，送往維修當中，不方便借用。
張獻忠有一天問神父道：「何以天是圓的，地是方的？」神父詳細說明，並用之前所造的地球儀來解釋地球是圓的，不是方的。
張獻忠卻說：「地球渾圓之說，我也相信。但依據中國天文家之理想，地係方形，此道理也說得通。地球為方形其堅穩可知，而中國在中央，四方為外國，故名中國。所以地球可能在八百年之內都還是方的，之後或許才會變回圓型。」
兩位神父額頭出現三條線，無言以對。
張獻忠又喜歡自己寫一些對子，說是要讓歐洲的文人學者先睹為快，請神父翻譯後寄往歐洲各國，這些對聯有些流傳下來，例如：
「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
「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高山有青松，黃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黃花不如松。」
這些句子一看就知道很扯，神父哭笑不得。
1645年張獻忠發現可殺的人太少，決定離開四川前往山西、陝西，臨行之前，放火焚燒成都，把自蜀漢以來的一千五百年建設，付之一炬。北伐時，張獻忠仍堅持帶著兩位神父同行，之間不斷的又要殺掉兩位神父，但都在最後關頭，得天主保佑，沒有執行。
1647年一月三日意外事情突然發生，當時部隊來到西充，即將要離開四川了。
當日張獻忠又決意要殺掉兩位神父，正在煩惱要使用哪一種酷刑來伺候時，忽然有偵察兵飛報入營，說發現前面有清軍出現，張獻忠不相信，於是騎馬出營察看。由於張獻忠的掉以輕心，沒有穿盔甲，便來到鳳凰山 (西充縣與鹽亭縣交界處，西充縣城東南15公里的多扶場西，太陽河畔的多寶寺前)，正在瞭望時，突然有一箭射來，由左肩下直透心臟，張獻忠頓時倒地不起，鮮血長流而死。
後來《清史》曾經紀錄說，放箭者即為當時清軍統帥肅親王豪格。但也有另外一個比較合理的版本說是為劉進忠所殺。劉進忠是清兵南下時，鎮守漢中的明將，投降加入清軍，而為肅親王豪格入川的先鋒。
張獻忠死後部隊便一哄而散，兩位神父跑了沒多遠，又被清軍抓到，由於是外國人，所以輾轉送到肅親王的大營。
肅親王豪格在清初是一個悲劇型的人物，他是清世祖皇太極的長子，但母親在他十五歲那年便遭清世祖皇太極休棄。
但年輕的豪格便親掌正藍旗而有許多的戰功，由於他長子的地位，對於覬覦帝位的叔叔多爾袞是極大的威脅。皇太極在1643年駕崩時，沒有指定繼承人，當時有大臣提出長子豪格具備繼位資格時，豪格作態自謙為「福少德薄」，想要客氣一下。沒想到多爾袞順水推舟說到，那就由皇太極九子福臨繼位吧!!! 就這樣到手的皇位飛了，福臨繼位之後，就是順治皇帝，但只有六歲，所以便由叔叔多爾袞為攝政王輔政。
這件事有著極為八卦的內幕，與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有關。傳說孝莊皇太后雖然是皇太極的妃子，但私下早就與多爾袞要好。豪格不是她的小孩，所以在多爾袞的協助下，讓自己親生的兒子當上了皇帝，而多爾袞則成為輔政大臣，實際掌權。
肅親王豪格在清軍入關的時候，一直擔任西路軍的統帥，1644年(順治元年)四月一日，豪格的屬下就曾經密告朝廷，說豪格圖謀不軌。但那時豪格領軍在外，所以多爾袞沒有動作。
回到兩位神父與肅親王的見面，由於肅親王當時已經認識湯若望，所以親王先問二人所知何事，能否製造機器等? 二位以華語說能造日晷，並說明天文理論與北京湯若望所造之數種儀器等等，肅親王聽了很高興，便把兩人送回北京，但居留在肅親王王府。
1648年(順治五年)，大清帝國軍事部分大都底定，肅親王回到了北京，隨即因為一些小事被捕下獄，並在獄中死去，享年僅四十歲。豪格死後，其福晉(妻子)還被多爾袞給收去當了小妾。
1650年(順治七年)，多爾袞在熱河打獵的時候墜馬，原先是膝蓋受傷，但不久之後就死了。傳說中，由於順治知道多爾袞與他母親有染，而且專權跋扈，藉打獵的機會除掉了他。
而正史上，1651年(順治八年)順治皇帝親政後，的確對多爾袞進行了鞭屍，發洩他的憤怒。同時為肅親王豪格平反。
兩位神父初到北京時，湯若望曾多次試圖用自己的影響力，來營救兩位神父，但朝廷明令禁止湯若望與利、安接觸。造成二人誤會湯若望營救不利，致使他們長期關在王府，甚至說出「湯若望一天在北京，他們便一天沒有希望被釋放」的話。二人的意見得到耶穌會北方會會長龍華民神父的支持，於是便上書教廷，報告湯若望的十一條罪狀，譴責他身為神父，卻擔任清廷的官職等等。
湯若望當時飽受朝廷保守人士與佛教勢力的攻擊，而從教會內部又挑起派系之爭，讓湯若望覺得很難過。不過，隨著肅親王的平反，兩人也恢復自由，得以在宮廷中進入。
西元1655年(順治十二年)，皇帝在王府井大街，賜給兩位神父一所宅院和一塊空地，神父的房子理所當然成為教堂，這房子便是東教堂的前身。
接下的日子除了傳教之外，利類思以他深厚的中文底子，翻譯了大量的宗教著作，包括《尼西亞信經》、《天學傳概》、《彌撒經典》、《聖事禮典》、《司鐸課典》等等。也協助清庭，設計打造了許多的西洋機械器材。
時間過的很快，轉眼之間來到了1665年(康熙四年)。當年一位以打擊天主教為畢生志業的平民腐儒楊光先，成功了。
清朝建立後，便使用士湯若望、南懷仁按照西方天文學制定的新曆，但是楊光先不斷上書希望政府不要採用洋人的曆法。1665年在鰲拜的支持下，楊光先的上書得到了重視。湯若望弄了個莫須有的罪名下獄，結果還被判刑，要凌遲處死，但還好孝莊皇太后出面干預，沒有執行，於是南懷仁被流放，欽天監中的中國人則被處決。
接著楊光先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取代湯若望、南懷仁的位置，但他根本不懂得曆法、天文學，於是請辭，但清朝政府已經辦了人，怎能自打耳光，於是鰲拜反而升他為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在荒唐的處境之下被迫上任，還出了一本書叫《不得已》用以明志。這時候，中文能力良好又很有種的利類思神父，在當時惡劣的政治氣候下，針對楊光先的《不得已》，寫出了著名的《不得已辨》，對楊光先的論點進行駁斥。
三年後的1668年(康熙七年)，鰲拜垮台(這段故事電視劇也常常在演)，康熙皇帝知道楊光先的東西是個屁，重新啟用南懷仁。楊光先也被視為鰲拜黨羽，判了死刑，已經主政的康熙皇帝看他不過是個無知的學究，赦免了他，請他回老家去，但他卻死於回鄉的路上。
雖然在艱苦的歲月中，安文思在1668年仍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稱頌中國，後以《中國新志》為名刊行於巴黎。其後與湯若望、南懷仁和安文思四人被允許留在北京，由朝廷供奉，直至逝世。
利類思及安文思最後均得以安養延年，終壽於北京。利類思享年七十六歲，安文思享年七十七歲。並葬於北京的天主教墓園。
東教堂是當時主要的教堂之一，後來義大利籍的宮廷畫師郎世甯神父，因為在教堂做禮拜，幫教堂畫了非常多以聖經為主題的畫像。可惜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教堂發生失災，燒毀了許多的藏書與郎世甯的畫。
在1902年的義和團事件中，教堂又被暴民給燒毀。八國聯軍之後，在1904年，法國和愛爾蘭利用”庚子賠款”的錢，整修教堂，恢復了教堂的舊觀，這也就是今天的模樣。
在195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教堂無可避免的關閉，建築物成為王府井小學的教室。到了1980年，教堂重新發還給天主教會，直到今天。
我到的時候，教堂正舉行著週日的彌撒，主要使用中文，中國籍信徒坐滿教堂。但教堂內嚴禁拍照。一位資深的長者告訴我，雖然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已經完全自由，但是大部分的人，對於文革鬥爭都有陰影，信徒不願意留下在教堂的紀錄也是人之常情，這是教會對於信徒的保護措施。但教堂似乎有裝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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