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慮了很久都不知道是要用那一個教堂當成引子，來寫一篇與貝聿銘有關的旅行故事。畢竟貝老今年(2017年)已經一百歲了，他是親自走過一個完整世紀的人一物，職場身涯作過六十六個案子，許多建築都已經成為經典，我終其一生也不過只能親自走進過其中的幾個而已。
原先我想用舊金山聖母升天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Mary of the Assump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因為這是我動念要寫貝聿銘故事的起點。但考慮再三，還是決定用東海大學路義思紀念教堂作為主題，因為這個教堂的確是貝聿銘的創業作品，而且我覺得這個教堂的設計元素，似乎不斷在許多他的著名作品之中出現。
寫教堂的故事，其實也有些困難，我不是專業的旅行作家，只是利用出差的短暫空檔，把辛苦的工作變得有些趣味。所以要把一個故事完整走完，變成一個人生中的親身經歷，也許需要經歷數十年的不期而遇，也許有些故事永遠是未來進行式!!! 貝聿銘的建築事業也是如此，在光鮮亮麗的台前，其實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困難與挑戰要去突破。
東海大學路義思紀念教堂
就直接由東海大學路義思紀念教堂開始我的旅程吧!
記得十七歲那年的冬天，人生中第一次到台中成功嶺接受為期四十五天的軍訓，我在那裏度過了人生之中最為艱苦的六個星期。行軍訓練的時候，走到了東海大學，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東海的路思義教堂。由於年紀還小，在記憶中只留下是個漂亮的建築物的印象，也許是太累了吧!
沒想到十九歲那年，又因為正式服役時的預官基礎教育，再度來到成功嶺待了六個星期。於是又在行軍訓練的時候，走到了東海大學。第二次的入伍訓練居然比第一次的大專軍訓要輕鬆的多，行軍的時候，沿途還有到甘蔗田裡偷甘蔗的戲碼。後來，走到了終點東海大學的時候，便由連上的東海畢業生，當導遊來欣賞校園美景。當然免不了到路義思教堂。東海的那位同學正好是建築系畢業的，他激動的解釋了這棟特別的建築，並且介紹這位建築師叫做貝聿銘，是大家的偶像等等。但也沒有想到貝聿銘這三個字，在當時便印在了腦海當中。
貝聿銘出生於西元1917年，族籍江蘇蘇州，由貝這個姓氏，便可以知道他是旗人，在清朝末年，家族由於經營商業的成功，已經非常有錢了。有多有錢呢? 蘇州四大名園之一的獅子林，便是他家族所擁有的。
2017年11月11日，剛好在蘇州出差，由於是下午的飛機回台灣，於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跑了一趟這個貝聿銘童年常來的地方。
民國成立之後，他的父親貝祖怡成為著名的銀行家，協助創立中央銀行；1917年的時候，貝祖怡出任廣州分行負責人，貝聿銘也在廣州市出生。當時民國初年正是軍閥割據的局面，廣州情勢混亂，所以貝祖貽在1918請調香港，在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建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並出任首任的總經理，貝聿銘在香港長大，一直到十歲的時候，才隨著父親調職回到上海居住。
貝聿銘的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基督教的教會貴族學校，當年的上海十里洋場，外灘有如是西洋建築的博物館，貝聿銘在這樣的氛圍中，對建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1935年高中畢業之後，便動身前往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建築系就讀，之後轉學至麻省理工學院，於1940年畢業。當時中國正是抗戰時期，父親貝祖怡覺得這時候回國沒有機會貢獻所學，要他留在美國。
貝聿銘在一家叫做史威(Stone & Webster)的建築師事務所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家公司是以興建大型國民住宅為主要業務，以鋼筋混凝土是為主要建材，貝聿銘在這家公司參與了許多大型公寓的設計。
1942年他與盧淑華(1920-2014)小姐結婚，夫妻兩人一起到哈佛大學攻讀建築碩士。那時是二戰時期，中間曾經有兩年半的時間休學加入軍隊，戰爭結束後復學。1946年畢業，拿到碩士學位。他在哈佛的指導老師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是為極為有名德國裔建築師，而且與中國有著深厚淵源。
日本投降後次一年(1946年)，位於紐約的基督教聯合基金會，決定要在上海建立一所新的基督教大學，於是到MIT的找到格羅佩斯，請他承包校園的規劃與設計工作。於是格羅佩斯便雇用他學生貝聿銘到自己的公司TAC(建築師合作社)上班，參與這個規模宏大的校園規劃案。但是因為後來大陸解放，使得這個建校計畫無法實現。
1948年貝聿銘離開TAC，到一位著名房地產大亨(William Zeckendorf, 1905-1976)所開設Webb & Knapp, Inc. 建築設計事務所工作，貝聿銘在這家公司做了到1955年，完成了大量的早期的公共工程設計作品。
1953年的時候，由於中共政權對於基督教徒的迫害，許多教會人士逃難來到台灣，當年東華大學的建校計畫再被提起，改名為東海大學，透過台中市政府捐地與美國基督教聯合基金會的捐款，於大肚山麓上取的150公頃的土地為基地。新大學的董事會，再度找到當年上海東華大學案的原始設計者格羅佩斯教授，而他直接推薦當年的原始設計者貝聿銘來承包此案。
貝聿銘的父親那時已經隨著國府來到台灣，於是在徵求東家Webb & Knapp, Inc.同意後，以私人的名義接下了這個案子；1953年底，貝聿銘來到了台灣，除了在台北與父親貝禮貽見面外，主要便是到台中勘查東海大學的預定地，並帶回有關資料。
由於貝聿銘沒有人手，所以他老師格羅佩斯老師，讓他的公司TAC(The Architectural Corporation)中的二位建築師張肇康(1922-1992)與陳其寬(1921-2007)加入團隊來協助這個案子。於是兩人便在貝聿銘的領導下展開設計工作，並於1955年4月開始動工興建。
1955年貝聿銘取得美國國籍，也由於承包東海大學建案的需要，創立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I. M. Pei & Associates。
1956年7月，當第一期工程差不多快完成的時候，貝氏第二次到台灣東海大學視察，並順道受邀在成功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問他：
『東海大學的建築有甚麼是新的創意呢？』
這個不經意的問題，卻在貝聿銘的心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波瀾，因為這教堂雖然在他的手中完成，但其實是他老師設計的，所以他其實只是執行建築的工作而已，貝聿銘決心在這個創業的作品之中，留下一些自己原創的東西。
由於原始校園中，便有教堂的規劃，但遲遲沒有動手，受到刺激的貝聿銘在回到美國之後，便想要以教堂為題目，做一個不一樣的設計。
經過年餘之研究，終於完生了一個木造的模型。隨即以「中國教堂(Chapel for China)」為標題，於1957年3月發表於《建築論壇》(Architectural Forum)與刊登於《建築紀錄》(Architectural Record)雜誌的八月號上。沒想到這個設計激起很大的漣漪，引起美國建築界的諸多迴響。
而提案來到東海之後，校董會決定採用，建教堂的預算為五萬美金。教會在募款的時候，得到當時紐約時報的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 的支持，他允諾由他的路思義基金會(Luce foundation funds)支付這筆款項，所以教堂便取名為魯斯紀念教堂(Luce memorial chapel)，路思義是亨利的父親的名字(Henry Winters Luce, 1867 -1941)
有了錢之後，1958年11月2日貝聿銘先生帶了木造教堂模型來台，進行簡報，沒想到董事們認為台灣颱風、潮濕與地震頻繁的地理環境，不適合木造的建築，於是希望改用水泥來興建。
貝氏回美後，決定形狀不變而將木造教堂改為混凝土與玻璃建築的教堂，但是建築預算卻暴增為12萬5千元美金，於是建教堂的事情因為預算而緩了下來。
1960年5月，金主亨利．魯斯來台灣訪問，他興沖沖的來到東海大學，下車第一件事就問到：
『我捐贈的教堂在那裡？』
當時東海的蔡董事長尷尬的告訴他說：
『由於五萬元預算不夠，你兒子亨利．魯斯三世(當時基金會執行長)把錢都拿回去了，所以根本沒有做。』
亨利聽了，悻悻然地說：
『一定要做。』
然後掉頭就走了。亨利．魯斯回紐約之後，也說話算話，馬上便撥款推動教堂的興建。
教堂於1962年11月1日才正式動工興建，歷經重重的挑戰，到1963年11月2日完工落成。當教堂完工的時候，貝聿銘其實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建築師了，創業作品包含科羅拉多州圓石市的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與1960年承接的甘迺迪總統紀念圖書館。
我不是建築的專家，我只能用遊客的眼光，談談路義思教堂的特色。
- 竹子式的建築：坐在教堂四壁望去，可以看到教堂的內部，有格子狀的水泥內樑支撐住壁，聽說教堂的水泥外牆非常薄。後來貝聿銘的作品常常使用鋼架與大幅度的玻璃窗。我想如果這教堂延後二十年興建，一定不會使用水泥，而是改為鋼架加上玻璃帷幕。
- 雙手合十的造型：我很訝異後世的許多教堂都使用了類似這樣的造型。
- 清水模：我原先以為清水模是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的招牌，結果我看路思義教堂的內部後，不禁啞然失笑，貝老在玩清水模的時候，安藤忠雄還是大二的學生呢。
- 十字架：教堂自然有十字架，但是看看路思義教堂的十字架吧!
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 (1968 -1977)
第二次瞻仰貝大師的作品已經是1995年的事了。
那年的十月十日，我到波士頓出差，那時候表姊與表妹兩家人都還住在波士頓，當然免不了要聚一聚，記得是中午吧，表姊與姊夫開車帶著我到波士頓的中國城吃飯，為什麼記得是十月十日呢? 因為華埠當天張燈結綵慶祝雙十節呢! 姊夫開著車沿著查理斯河前進，河中有許多人划著輕艇，河水印著藍天，非常好看。
突然，表姊回過頭，指著河對岸一棟高聳於天際線上，蔚藍色的玻璃帷幕建築說到:
『看! 貝聿銘設計的漢考克大樓』
於是我看到了聳立在波士頓天際線的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如果說他是波士頓的地標也不為過，我沒有貼近去看，只看到遠方的玻璃帷幕大樓有一條與路義思教堂類似的雙掌合十的線條，由屋頂一剖而下。這個大樓是貝聿銘事務所於1977年的作品，興建的過程中，曾經遭遇到無數的工程技術挑戰，甚至於幾乎危及事務所的生存。由於大樓的高層在大風之中會產生搖擺的暈眩的暈車感覺。所以在大樓的58層安裝了兩個調諧質量阻尼器，就是101大樓頂樓上也裝有的那個大球，為了穩定大樓在風壓下擺動。由於興建中的風風雨雨，造成極大的風波與訴訟。
1977年完工之後，事務所經歷一個極大的低潮，幾乎在美國本土沒有新案。
北京香山酒店 (1978 – 1982)
貝聿銘在1978年訪問中國的時候，曾與大陸領導人見面，會面中邀請他為祖國能啟動一個具體的建築項目。貝聿銘也當成了一件事來辦，在勘察了北京的一些地點之後，貝聿銘選中了北京近郊的香山，那裏原先有一間破舊的飯店，他想把這間飯店改造成為一個具有中國風味的高級酒店。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是1993年了，我住在天安門旁邊，長安大街上的民族飯店，這是解放之後興建的，號稱北京八大建築之一。
其實作為飯店來說，其實還是相當簡陋，可以想像貝聿銘在1978年回到中國的時候所見到北京的狀況，如果建一個具有國際水準的酒店，應該是相當實際的想法。
可惜1978年的中國實在太落後了，貝聿銘原先計畫就在北京來進行設計工作，結果卻因為找不到製作建築模型的公司，不得不回到美國完成模型，再運回北京。當時的大陸摄於貝聿銘的名氣，對於這個飯店的設計模型竟無人敢批評，於是就直接動工。
然後動工之後，便造成一連串的災難，首先沒有適當的承包商可以配合建築師工作，所有的工人都要建築師指導，才能開始工作。
由於都是依靠人力，所以有三千名工人參與這個擁有325間客房和四層中央中庭旅館的興建。而管理問題又是另外一個災難，例如油漆還沒有漆，地毯就已經完全鋪好。地板鋪好之後，吊車直接開進來把地板壓破等等。精心設計的蘇州式庭園，動工時才發現整個北方都沒有太湖石，於是想辦法由兩千公里外的江南，運來了高達210噸的石頭。
工程的後期，貝聿銘幾乎動員全家與事務所的員工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據說開幕的前幾天，由於完全來不及，貝聿銘與他夫人親自擦洗地板，而兩個兒子負責客房中裝潢修補、一些木工的收尾與安裝床鋪。
香山酒店於1982年10月17日開業。貝聿銘也回到美國，多年之後，曾經派人回到香山酒店，缺乏管理的酒店已經幾乎荒廢了。貝聿銘也很失望，這次不愉快的經驗，讓他有許多年不敢再碰中國的工程。
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1979 - 1989)
香山酒店酒店之後，貝聿銘承接了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的新建工程。
這是一個超大型的設計案，同時採用了貝聿銘最擅長的鋼架結構與玻璃帷幕。其實我覺得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的設計風格之後，貝聿銘的設計風格便大致定型。這個中心雖然有突破性的設計，但是大跨距的玻璃屋頂卻是第一次興建，無論鋼架的接點與玻璃，都遭遇材質強度不足的問題，在歷經艱難的施工、追加預算、工期延宕之後，終於在1989年完工啟用。
1995年與1996年連續兩年我都到這裡參加展覽。其中1995年我們公司曾經在這裡參展，我還記得展覽是”UNIX Expo”。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惜照片都不見了，那時候世貿雙子星都還在呢!
羅浮宮的改造：玻璃金字塔(1983 – 1988)
1981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展開了野心勃勃的新巴黎建設計畫。其中，羅浮宮博物館的改建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密特朗指派Emile Biasini擔任大羅浮宮計劃的主管，當她考察過美國國家美術館之後，便秘密呈報密特朗，希望找貝聿銘來負責這項工程。在與密特朗面談之後，密特朗便快速的決定將這個工程以獨家議價方式，交給貝聿銘來承攬。
貝聿銘在1977年設計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時候，就有蓋玻璃金字塔的計畫，但是因為業主反對，沒有實現。這次的設計案，貝聿銘再度拿出類似的提案，不過這次聰明多了，貝聿銘宣稱:
『 金字塔的設計，是要對著名的法國景觀設計師安德烈·雷諾(André Le Nôtre, 1613-1700, 凡爾賽宮花園的設計者) 的嚴謹幾何式設計表達致敬之意。』
雖然設計案過關，但是當消息傳出，羅浮宮改建工程即將由一位華裔美國人負責設計的時候，巴黎的民意與輿論幾乎是處於暴動的狀態，約90%的法國人反對這個案子。幸好一些巴黎政壇的人物在仔細看過提案之後，依然力挺這個設計。於是在歷經許多艱難的挑戰後，新的羅浮宮在1988年開放。當巴黎人帶著好奇心走入玻璃金字塔進入羅浮宮時，反對的人降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多年後，看著拿破崙廣場正中間的金字塔入口，不得不佩服這個設計的高明之處。拿破崙廣場夠大，所以位於正中的玻璃金字塔不會太突兀，反而在古典與現代之中，取的了平衡。
建築在基地中以幾何式構圖。玻璃金字塔高21.64公尺，貝聿銘仔細丈量週邊的建築，塔底邊長35.4公尺，並與建築平行，三面環繞著7個大小不一的三角形噴水池，形成一個正方形，西側三角形被取消，留出空地作為博物館的入口。此外，外圍還有三個高5米的小金字塔。
我附了一個Google Map的空拍圖，對照上面的Layout說明，便有更為清楚的解釋。
透明的金字塔不至於遮蔽四周的文藝復興風格的美麗建築，而且四個立面在有些時候產生了反射週邊建築物的美麗效果。
金字塔採用了675片來自於法國楓丹白露地區所特產的特殊玻璃，據說這些玻璃是用一種純白的礦砂所製成。
PS:《達文西密碼》小說之中說玻璃的數目是666塊，可惜不是真的(哈哈)。
進了大門之後，遊客可以搭乘電扶梯到達地下一樓的拿破崙廳，這是一個獨立的免費空間。記得第一次來，因為時間不足進館參觀，所以便在這個大廳裡晃了一個多小時。
然而，貝聿銘將拿破崙廣場的地下完全挖空後，成為一個七萬平方英尺的訪客大廳。成為博物館的新的售票口、餐廳、禮品店與三面展覽廳入口。而玻璃金字塔將光線導入到地下室，產生了極佳的光影效果，讓建築物本身再次成為一個大的藝術品。
如今，巴黎羅浮宮的這個新入口現在幾乎和羅浮宮美術館一樣有名。但少數的傳統派的法國人依舊不停的嘲諷它。諸如: 歌德曾把羅浮宮的建築形容為凍結了的樂章，但玻璃金字塔打破了這寧靜的美；或是把金字塔形容為為光潔黑板上的一道指甲劃痕。然而更多人看法與我類似，貝聿銘這七十一英尺高的透明金字塔將古老的結構和現代方法結合起來，二者相得益彰，它是一種連接新與舊的象徵，它人們由金字塔進入羅浮宮的點子，真是一個偉大的創意。當有人質疑金字塔是法老王的陵墓時，貝聿銘輕鬆的回答：
『石頭的金字塔是人的終點，而走入玻璃的金字塔卻是人生一個新的起點。』
而在著名的推理小說《達文西密碼》之中，作者把密特朗、貝聿銘都列為共濟會的成員，讓小說迷到這裡來的時候，一定要找到【聖爵】埋藏的地點。至於地點在哪裡呢? 這兒就不說了。如果小說迷必然知道，如果沒興趣便也不必知道。
貝聿銘在完工後，曾經在訪問中透漏：
『羅浮宮工程幾乎耗盡我的心力，我知道這是一個不能有任何瑕疵的工程，任何的一個缺點都會被放大十倍檢視，這不只是一個設計工程，而是你的設計要與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四十萬件藝術珍品相提並論，更不要提我個人還代表了一些中國、美國的色彩。這應該是我一生之中最困難的設計工程了』
續: 東海大學路思義堂(Luce Memorial Chapel)– 走過一個世紀的建築藝術家: 貝聿銘(I. M. Pei)-(下)
寫教堂的故事，其實也有些困難，我不是專業的旅行作家，只是利用出差的短暫空檔，把辛苦的工作變得有些趣味。所以要把一個故事完整走完，變成一個人生中的親身經歷，也許需要經歷數十年的不期而遇，也許有些故事永遠是未來進行式!!! 貝聿銘的建築事業也是如此，在光鮮亮麗的台前，其實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困難與挑戰要去突破。
東海大學路義思紀念教堂
就直接由東海大學路義思紀念教堂開始我的旅程吧!
記得十七歲那年的冬天，人生中第一次到台中成功嶺接受為期四十五天的軍訓，我在那裏度過了人生之中最為艱苦的六個星期。行軍訓練的時候，走到了東海大學，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東海的路思義教堂。由於年紀還小，在記憶中只留下是個漂亮的建築物的印象，也許是太累了吧!
沒想到十九歲那年，又因為正式服役時的預官基礎教育，再度來到成功嶺待了六個星期。於是又在行軍訓練的時候，走到了東海大學。第二次的入伍訓練居然比第一次的大專軍訓要輕鬆的多，行軍的時候，沿途還有到甘蔗田裡偷甘蔗的戲碼。後來，走到了終點東海大學的時候，便由連上的東海畢業生，當導遊來欣賞校園美景。當然免不了到路義思教堂。東海的那位同學正好是建築系畢業的，他激動的解釋了這棟特別的建築，並且介紹這位建築師叫做貝聿銘，是大家的偶像等等。但也沒有想到貝聿銘這三個字，在當時便印在了腦海當中。
貝聿銘出生於西元1917年，族籍江蘇蘇州，由貝這個姓氏，便可以知道他是旗人，在清朝末年，家族由於經營商業的成功，已經非常有錢了。有多有錢呢? 蘇州四大名園之一的獅子林，便是他家族所擁有的。
2017年11月11日，剛好在蘇州出差，由於是下午的飛機回台灣，於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跑了一趟這個貝聿銘童年常來的地方。
民國成立之後，他的父親貝祖怡成為著名的銀行家，協助創立中央銀行；1917年的時候，貝祖怡出任廣州分行負責人，貝聿銘也在廣州市出生。當時民國初年正是軍閥割據的局面，廣州情勢混亂，所以貝祖貽在1918請調香港，在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建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並出任首任的總經理，貝聿銘在香港長大，一直到十歲的時候，才隨著父親調職回到上海居住。
貝聿銘的初中與高中都是讀基督教的教會貴族學校，當年的上海十里洋場，外灘有如是西洋建築的博物館，貝聿銘在這樣的氛圍中，對建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1935年高中畢業之後，便動身前往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建築系就讀，之後轉學至麻省理工學院，於1940年畢業。當時中國正是抗戰時期，父親貝祖怡覺得這時候回國沒有機會貢獻所學，要他留在美國。
貝聿銘在一家叫做史威(Stone & Webster)的建築師事務所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家公司是以興建大型國民住宅為主要業務，以鋼筋混凝土是為主要建材，貝聿銘在這家公司參與了許多大型公寓的設計。
1942年他與盧淑華(1920-2014)小姐結婚，夫妻兩人一起到哈佛大學攻讀建築碩士。那時是二戰時期，中間曾經有兩年半的時間休學加入軍隊，戰爭結束後復學。1946年畢業，拿到碩士學位。他在哈佛的指導老師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是為極為有名德國裔建築師，而且與中國有著深厚淵源。
日本投降後次一年(1946年)，位於紐約的基督教聯合基金會，決定要在上海建立一所新的基督教大學，於是到MIT的找到格羅佩斯，請他承包校園的規劃與設計工作。於是格羅佩斯便雇用他學生貝聿銘到自己的公司TAC(建築師合作社)上班，參與這個規模宏大的校園規劃案。但是因為後來大陸解放，使得這個建校計畫無法實現。
1948年貝聿銘離開TAC，到一位著名房地產大亨(William Zeckendorf, 1905-1976)所開設Webb & Knapp, Inc. 建築設計事務所工作，貝聿銘在這家公司做了到1955年，完成了大量的早期的公共工程設計作品。
1953年的時候，由於中共政權對於基督教徒的迫害，許多教會人士逃難來到台灣，當年東華大學的建校計畫再被提起，改名為東海大學，透過台中市政府捐地與美國基督教聯合基金會的捐款，於大肚山麓上取的150公頃的土地為基地。新大學的董事會，再度找到當年上海東華大學案的原始設計者格羅佩斯教授，而他直接推薦當年的原始設計者貝聿銘來承包此案。
貝聿銘的父親那時已經隨著國府來到台灣，於是在徵求東家Webb & Knapp, Inc.同意後，以私人的名義接下了這個案子；1953年底，貝聿銘來到了台灣，除了在台北與父親貝禮貽見面外，主要便是到台中勘查東海大學的預定地，並帶回有關資料。
由於貝聿銘沒有人手，所以他老師格羅佩斯老師，讓他的公司TAC(The Architectural Corporation)中的二位建築師張肇康(1922-1992)與陳其寬(1921-2007)加入團隊來協助這個案子。於是兩人便在貝聿銘的領導下展開設計工作，並於1955年4月開始動工興建。
1955年貝聿銘取得美國國籍，也由於承包東海大學建案的需要，創立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I. M. Pei & Associates。
1956年7月，當第一期工程差不多快完成的時候，貝氏第二次到台灣東海大學視察，並順道受邀在成功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問他：
『東海大學的建築有甚麼是新的創意呢？』
這個不經意的問題，卻在貝聿銘的心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波瀾，因為這教堂雖然在他的手中完成，但其實是他老師設計的，所以他其實只是執行建築的工作而已，貝聿銘決心在這個創業的作品之中，留下一些自己原創的東西。
由於原始校園中，便有教堂的規劃，但遲遲沒有動手，受到刺激的貝聿銘在回到美國之後，便想要以教堂為題目，做一個不一樣的設計。
經過年餘之研究，終於完生了一個木造的模型。隨即以「中國教堂(Chapel for China)」為標題，於1957年3月發表於《建築論壇》(Architectural Forum)與刊登於《建築紀錄》(Architectural Record)雜誌的八月號上。沒想到這個設計激起很大的漣漪，引起美國建築界的諸多迴響。
而提案來到東海之後，校董會決定採用，建教堂的預算為五萬美金。教會在募款的時候，得到當時紐約時報的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 的支持，他允諾由他的路思義基金會(Luce foundation funds)支付這筆款項，所以教堂便取名為魯斯紀念教堂(Luce memorial chapel)，路思義是亨利的父親的名字(Henry Winters Luce, 1867 -1941)
有了錢之後，1958年11月2日貝聿銘先生帶了木造教堂模型來台，進行簡報，沒想到董事們認為台灣颱風、潮濕與地震頻繁的地理環境，不適合木造的建築，於是希望改用水泥來興建。
貝氏回美後，決定形狀不變而將木造教堂改為混凝土與玻璃建築的教堂，但是建築預算卻暴增為12萬5千元美金，於是建教堂的事情因為預算而緩了下來。
1960年5月，金主亨利．魯斯來台灣訪問，他興沖沖的來到東海大學，下車第一件事就問到：
『我捐贈的教堂在那裡？』
當時東海的蔡董事長尷尬的告訴他說：
『由於五萬元預算不夠，你兒子亨利．魯斯三世(當時基金會執行長)把錢都拿回去了，所以根本沒有做。』
亨利聽了，悻悻然地說：
『一定要做。』
然後掉頭就走了。亨利．魯斯回紐約之後，也說話算話，馬上便撥款推動教堂的興建。
教堂於1962年11月1日才正式動工興建，歷經重重的挑戰，到1963年11月2日完工落成。當教堂完工的時候，貝聿銘其實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建築師了，創業作品包含科羅拉多州圓石市的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與1960年承接的甘迺迪總統紀念圖書館。
我不是建築的專家，我只能用遊客的眼光，談談路義思教堂的特色。
- 竹子式的建築：坐在教堂四壁望去，可以看到教堂的內部，有格子狀的水泥內樑支撐住壁，聽說教堂的水泥外牆非常薄。後來貝聿銘的作品常常使用鋼架與大幅度的玻璃窗。我想如果這教堂延後二十年興建，一定不會使用水泥，而是改為鋼架加上玻璃帷幕。
- 雙手合十的造型：我很訝異後世的許多教堂都使用了類似這樣的造型。
- 清水模：我原先以為清水模是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的招牌，結果我看路思義教堂的內部後，不禁啞然失笑，貝老在玩清水模的時候，安藤忠雄還是大二的學生呢。
- 十字架：教堂自然有十字架，但是看看路思義教堂的十字架吧!
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 (1968 -1977)
第二次瞻仰貝大師的作品已經是1995年的事了。
那年的十月十日，我到波士頓出差，那時候表姊與表妹兩家人都還住在波士頓，當然免不了要聚一聚，記得是中午吧，表姊與姊夫開車帶著我到波士頓的中國城吃飯，為什麼記得是十月十日呢? 因為華埠當天張燈結綵慶祝雙十節呢! 姊夫開著車沿著查理斯河前進，河中有許多人划著輕艇，河水印著藍天，非常好看。
突然，表姊回過頭，指著河對岸一棟高聳於天際線上，蔚藍色的玻璃帷幕建築說到:
『看! 貝聿銘設計的漢考克大樓』
於是我看到了聳立在波士頓天際線的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如果說他是波士頓的地標也不為過，我沒有貼近去看，只看到遠方的玻璃帷幕大樓有一條與路義思教堂類似的雙掌合十的線條，由屋頂一剖而下。這個大樓是貝聿銘事務所於1977年的作品，興建的過程中，曾經遭遇到無數的工程技術挑戰，甚至於幾乎危及事務所的生存。由於大樓的高層在大風之中會產生搖擺的暈眩的暈車感覺。所以在大樓的58層安裝了兩個調諧質量阻尼器，就是101大樓頂樓上也裝有的那個大球，為了穩定大樓在風壓下擺動。由於興建中的風風雨雨，造成極大的風波與訴訟。
1977年完工之後，事務所經歷一個極大的低潮，幾乎在美國本土沒有新案。
北京香山酒店 (1978 – 1982)
貝聿銘在1978年訪問中國的時候，曾與大陸領導人見面，會面中邀請他為祖國能啟動一個具體的建築項目。貝聿銘也當成了一件事來辦，在勘察了北京的一些地點之後，貝聿銘選中了北京近郊的香山，那裏原先有一間破舊的飯店，他想把這間飯店改造成為一個具有中國風味的高級酒店。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是1993年了，我住在天安門旁邊，長安大街上的民族飯店，這是解放之後興建的，號稱北京八大建築之一。
其實作為飯店來說，其實還是相當簡陋，可以想像貝聿銘在1978年回到中國的時候所見到北京的狀況，如果建一個具有國際水準的酒店，應該是相當實際的想法。
可惜1978年的中國實在太落後了，貝聿銘原先計畫就在北京來進行設計工作，結果卻因為找不到製作建築模型的公司，不得不回到美國完成模型，再運回北京。當時的大陸摄於貝聿銘的名氣，對於這個飯店的設計模型竟無人敢批評，於是就直接動工。
然後動工之後，便造成一連串的災難，首先沒有適當的承包商可以配合建築師工作，所有的工人都要建築師指導，才能開始工作。
由於都是依靠人力，所以有三千名工人參與這個擁有325間客房和四層中央中庭旅館的興建。而管理問題又是另外一個災難，例如油漆還沒有漆，地毯就已經完全鋪好。地板鋪好之後，吊車直接開進來把地板壓破等等。精心設計的蘇州式庭園，動工時才發現整個北方都沒有太湖石，於是想辦法由兩千公里外的江南，運來了高達210噸的石頭。
工程的後期，貝聿銘幾乎動員全家與事務所的員工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據說開幕的前幾天，由於完全來不及，貝聿銘與他夫人親自擦洗地板，而兩個兒子負責客房中裝潢修補、一些木工的收尾與安裝床鋪。
香山酒店於1982年10月17日開業。貝聿銘也回到美國，多年之後，曾經派人回到香山酒店，缺乏管理的酒店已經幾乎荒廢了。貝聿銘也很失望，這次不愉快的經驗，讓他有許多年不敢再碰中國的工程。
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1979 - 1989)
香山酒店酒店之後，貝聿銘承接了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的新建工程。
這是一個超大型的設計案，同時採用了貝聿銘最擅長的鋼架結構與玻璃帷幕。其實我覺得紐約Jacob K. Javits會展中心的設計風格之後，貝聿銘的設計風格便大致定型。這個中心雖然有突破性的設計，但是大跨距的玻璃屋頂卻是第一次興建，無論鋼架的接點與玻璃，都遭遇材質強度不足的問題，在歷經艱難的施工、追加預算、工期延宕之後，終於在1989年完工啟用。
1995年與1996年連續兩年我都到這裡參加展覽。其中1995年我們公司曾經在這裡參展，我還記得展覽是”UNIX Expo”。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惜照片都不見了，那時候世貿雙子星都還在呢!
羅浮宮的改造：玻璃金字塔(1983 – 1988)
1981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展開了野心勃勃的新巴黎建設計畫。其中，羅浮宮博物館的改建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密特朗指派Emile Biasini擔任大羅浮宮計劃的主管，當她考察過美國國家美術館之後，便秘密呈報密特朗，希望找貝聿銘來負責這項工程。在與密特朗面談之後，密特朗便快速的決定將這個工程以獨家議價方式，交給貝聿銘來承攬。
貝聿銘在1977年設計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時候，就有蓋玻璃金字塔的計畫，但是因為業主反對，沒有實現。這次的設計案，貝聿銘再度拿出類似的提案，不過這次聰明多了，貝聿銘宣稱:
『 金字塔的設計，是要對著名的法國景觀設計師安德烈·雷諾(André Le Nôtre, 1613-1700, 凡爾賽宮花園的設計者) 的嚴謹幾何式設計表達致敬之意。』
雖然設計案過關，但是當消息傳出，羅浮宮改建工程即將由一位華裔美國人負責設計的時候，巴黎的民意與輿論幾乎是處於暴動的狀態，約90%的法國人反對這個案子。幸好一些巴黎政壇的人物在仔細看過提案之後，依然力挺這個設計。於是在歷經許多艱難的挑戰後，新的羅浮宮在1988年開放。當巴黎人帶著好奇心走入玻璃金字塔進入羅浮宮時，反對的人降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多年後，看著拿破崙廣場正中間的金字塔入口，不得不佩服這個設計的高明之處。拿破崙廣場夠大，所以位於正中的玻璃金字塔不會太突兀，反而在古典與現代之中，取的了平衡。
建築在基地中以幾何式構圖。玻璃金字塔高21.64公尺，貝聿銘仔細丈量週邊的建築，塔底邊長35.4公尺，並與建築平行，三面環繞著7個大小不一的三角形噴水池，形成一個正方形，西側三角形被取消，留出空地作為博物館的入口。此外，外圍還有三個高5米的小金字塔。
我附了一個Google Map的空拍圖，對照上面的Layout說明，便有更為清楚的解釋。
透明的金字塔不至於遮蔽四周的文藝復興風格的美麗建築，而且四個立面在有些時候產生了反射週邊建築物的美麗效果。
金字塔採用了675片來自於法國楓丹白露地區所特產的特殊玻璃，據說這些玻璃是用一種純白的礦砂所製成。
PS:《達文西密碼》小說之中說玻璃的數目是666塊，可惜不是真的(哈哈)。
進了大門之後，遊客可以搭乘電扶梯到達地下一樓的拿破崙廳，這是一個獨立的免費空間。記得第一次來，因為時間不足進館參觀，所以便在這個大廳裡晃了一個多小時。
然而，貝聿銘將拿破崙廣場的地下完全挖空後，成為一個七萬平方英尺的訪客大廳。成為博物館的新的售票口、餐廳、禮品店與三面展覽廳入口。而玻璃金字塔將光線導入到地下室，產生了極佳的光影效果，讓建築物本身再次成為一個大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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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於這些金字塔，讓位於地下室的大廳得到了自然光線的照明。 |
如今，巴黎羅浮宮的這個新入口現在幾乎和羅浮宮美術館一樣有名。但少數的傳統派的法國人依舊不停的嘲諷它。諸如: 歌德曾把羅浮宮的建築形容為凍結了的樂章，但玻璃金字塔打破了這寧靜的美；或是把金字塔形容為為光潔黑板上的一道指甲劃痕。然而更多人看法與我類似，貝聿銘這七十一英尺高的透明金字塔將古老的結構和現代方法結合起來，二者相得益彰，它是一種連接新與舊的象徵，它人們由金字塔進入羅浮宮的點子，真是一個偉大的創意。當有人質疑金字塔是法老王的陵墓時，貝聿銘輕鬆的回答：
『石頭的金字塔是人的終點，而走入玻璃的金字塔卻是人生一個新的起點。』
而在著名的推理小說《達文西密碼》之中，作者把密特朗、貝聿銘都列為共濟會的成員，讓小說迷到這裡來的時候，一定要找到【聖爵】埋藏的地點。至於地點在哪裡呢? 這兒就不說了。如果小說迷必然知道，如果沒興趣便也不必知道。
貝聿銘在完工後，曾經在訪問中透漏：
『羅浮宮工程幾乎耗盡我的心力，我知道這是一個不能有任何瑕疵的工程，任何的一個缺點都會被放大十倍檢視，這不只是一個設計工程，而是你的設計要與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四十萬件藝術珍品相提並論，更不要提我個人還代表了一些中國、美國的色彩。這應該是我一生之中最困難的設計工程了』
續: 東海大學路思義堂(Luce Memorial Chapel)– 走過一個世紀的建築藝術家: 貝聿銘(I. M. Pei)-(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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